编者按：3月12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动，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宣化郑家沟遗址、涞水富位遗址成功入围初评候选项目。这些发现纵贯旧石器时代至商代，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彰显燕赵大地深厚文脉。初评正在进行中，现转发《文博中国——中国文物报》相关文章，期待顺利晋级终评。

　　遗址概况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隅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海拔1014.6米，东北距宣化古城30公里，北距张家口市中心25公里。南有桑干河，北临洋河，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之间，为山间丘陵地带，属阴山山系熊耳山延脉。（图一）

　　经调查，在宣化洋河南岸，西起塔儿村乡，东至崞村镇长达25公里的山间分布有形制各异的积石冢100余座，它们多建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包或土包之上，或“三两成群”或“七八一组”，平面既有红山文化常见的方形、圆形，也有此前从未发现的梯形。大者面积有1500平方米，其内埋多人，多为二次葬，小者50平方米，埋单人，多为一次葬，表面暴露有天河石、蚌珠等随葬品和散落的人骨。整体来看，这些积石冢之间可能存在等级差异，也可能有早晚关系。单就郑家沟遗址而言，仅在塔儿村乡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发现了7个地点，9座积石冢，此次考古发掘的一号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积石冢之一。 （图二）

　　该冢位于遗址东部，发现于2021年底，2022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24年开始主动性考古发掘。其冢体位于一独立土台之上，随土台形状而建，残存平面呈梯形，剖面近半弧形，中、西部较高，北、东、南三侧较低。东西最长边残存51米，南北最长边残存43米，高0.2米~1.47米，面积约1448平方米。（图三）

　　据目前清理情况，暂将积石冢内堆积分为四层。第①层为黄棕色表土层，内含大量植物根茎，厚约10厘米~20厘米；第②层为积石层，根据不同墓葬的开口与始建面将其分为②a、②b、②c三小层，每层厚约30厘米~50厘米；第③层为垫土层，根据不同土质土色将其分为③a（黄褐色）、③b（灰黑色）、③c（棕褐色）、③d（黄白色）四小层，每层厚约20厘米~40厘米；第④层为棕黄色生土层，较软。整个积石冢围绕中心大墓进行营建，由三级土台构成，每级外围均有石块平砌而成的石护墙，中心区域石护墙围起的区域平面大致呈圆形，外围石护墙则为梯形，长边位于东侧，短边位于西侧，南北为两条斜边，整体由东南向西北逐级升高，各级石护墙内均发现有土石混筑、分段砌筑的工艺。（图四、图五）

　　依积石冢内发现遗迹的分布规律，将积石冢分为集中埋葬和集中祭祀两区。墓葬集中发现于积石冢的西南部，共90余座，其中中心大墓一座，位于积石冢的中心位置。依据埋葬方式的不同将墓葬分为石棺、石匣两种类型，有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也存在上下叠压的现象，多为二次葬，头东脚西，骨骼多不完整，残缺较多，多者有三具头骨及肢骨，少者仅有一根肢骨；集中祭祀区，位于积石冢的东南部，发现祭祀遗迹180余处，彼此之间有成排、交错分布的特点，个别存在打破关系。多数坑内填满石块，并有由石板砌筑的坑壁和坑底，每层石块之间均发现有大量碳灰。少量坑内发现有二次葬人骨，为近圆形浅坑，其内放置有二次葬人骨，在骨缝和人骨底部散布有天河石、玉斧、双联璧等遗物。（图六、图七）

　　目前冢上出有器物600余件（套），多为祭祀、陪葬性质遗存，极少生活用器，质地主要为陶、玉、石、骨、蚌等。其中陶片主要为泥质灰陶、少量夹砂红陶，偶见黑、红彩陶，可辨器形有鼓腹筒形罐、钵、盆等；玉器有玦形熊首龙、玉斧、三联璧、两联璧、方璧、棒型器、匕形器、玉镯等；石器有杵、臼、绿松石、天河石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彩绘熊首泥塑，宽约20厘米，长约25厘米，发现于墓葬区一石棺墓的东侧。（图八、图九、图十）

　　社科院考古所对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冢上的6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距今4896年之间。美国BETA实验室对冢上7个炭粒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果也多在距今5361年~距今4824年之间。综合以上测年结果，基本与我们对冢上出土的彩陶、玉器的分析结果一致，郑家沟一号积石冢的年代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已越过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下限。（图十一）

　　初步认识

　　（一）宣化郑家沟这批遗存正处于距今5300年~距今4800年之间，虽然其有红山文化的典型遗迹——积石冢，也出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玦形玉龙，但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并不是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存，与赤峰、朝阳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它的年代较晚，冢周围也未发现陶罐、塔形器、筒形器等祭祀性彩陶器，积石冢的建筑结构也不尽相同，冢上出土的陶器、彩陶、天河石饰、蚌饰等独具特色，是一批全新的材料，暂可称之为红山文化郑家沟类型。（图十二、十三）

　　（二）若从“红山系”或“红山化”早期国家社会文明化演进过程的角度来看，郑家沟这类遗存则可能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一环，高等级的玉器与积石冢这类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存，恰恰是早期国家文明在思想上政治化、制度化的一种物质体现。以郑家沟遗存为代表的冀西北地区则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区域，其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还大大扩展了红山文化人群的活动范围，显示了红山文化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新趋势，更是红山文化向红山古国转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图十四、十五）

　　发现意义

　　（一）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紧密相关。冀西北地区虽出土如玦形玉龙、三联璧、玉镯、玉斧等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然而这些礼器并非与牛河梁的“礼制系统”保持高度一致性，而是在红山文化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适应产生了新的变化。其在考古学文化特征上兼容“红山”“仰韶”与地方特色，在制度表达上承袭红山核心理念，在社会结构上结合本土与红山礼制经验，“礼仪制度来自核心，实践则植根地方”，最终在互动中建构文化认同，其所体现的红山文化传播与再创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反映。（图十六、十七）

　　（二）红山文化是否为“古国文明”？为何已进入“古国文明”？从近年日益增多的考古信息中已可看出，不论是遗址空间布局、资源分配、礼仪规范还是“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等方面，红山文化可能已具备早期祭祀礼仪制度、身份等级秩序与社会组织结构等“古国”形态，虽非成熟的国家体制，但具备管理、分配、信仰、仪式等早期制度特征，是中华文明走向“古国”阶段的重要节点。冀西北地区发现的这批遗存具备高等级墓葬体系、礼仪系统、社会分层机制，不仅为“红山古国”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促进着学界逐步从“考古学文化研究”走向“红山文明谱系构建”，使“古国”研究更趋多元、立体，推动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图十八、十九）